罗桂林 | 鸟瞰台湾与图像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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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台湾与图像殖民

——日据时期台湾的鸟瞰图研究

作者简介

罗桂林，福建永安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昌大学区域历史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城市史、台湾史、地图与地名文化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在《台湾研究集刊》《清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林》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个人专著1部。

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日据当局的主导下，以殖民地台湾为主题的鸟瞰图集中出现。这些鸟瞰图既具备地图的实用性，又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在被大量生产出来后，以多种型制在市场上流通，广受读者欢迎。鸟瞰图不仅呈现了台湾最新的地理知识，也展示了全岛的资源分布和依附性发展，显示出殖民当局掌握了“鸟瞰”式统治全岛的能力。鸟瞰图在构图方面，总是将官署、神社等所谓日本“内地”元素置于中心位置，并进行细节描绘和放大处理。在对旅游路线的规划中，除了介绍自然名胜，还楔入种种“帝国”符号，将旅游建构成“帝国”精神的归化之旅。以鸟瞰图为代表的文化殖民活动，在台湾五十年殖民史研究中是十分值得重视的方面。

关键词：日据时期；台湾；鸟瞰图；文化殖民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外侵略野心日渐膨胀，先后用武力攫取了我国台湾和朝鲜。为了激发日本民众对殖民地的重视，宣扬其对外扩张的“成绩”，同时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在日本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日本国内对海外观光的兴趣大增，随之出现了不少推介海外风情的出版物，鸟瞰图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种。鸟瞰图既是绘画，也是地图，是将艺术性与导览性集于一身的流通商品。这些鸟瞰图印刷精美，类型多样，流通很广。

学界很早就重视对鸟瞰图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远流出版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曾整理出27件台湾的鸟瞰图，复制出版，近年又再版发行。魏德文等在2008年推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藏时，曾简要介绍日据时期台湾鸟瞰图的源流、类型、装帧等情况，并提供了该馆收藏的25件鸟瞰图相关版本信息。钟翀在2011年推出《旧城胜景：日绘近代中国都市鸟瞰地图》一书，收录日本绘师在19世纪20—40年代绘制的60余件台湾省以外的中国都市鸟瞰图。2018年作者对该书增补，加入多件鸟瞰图。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一并收录了包装鸟瞰图的“表纸”，便利了学界研究。

学界对鸟瞰图的研究尚不充分。魏德文等在简要介绍日据时期台湾鸟瞰图的源流和型制时，对6幅鸟瞰图的构图、内容和艺术性作了简要解读。罗慧芬以吉田初三郎的《台湾全岛鸟瞰图》和金子常光的《台湾鸟瞰图》为中心，追溯了鸟瞰图在日本的源流，考察了吉田和金子画风之形成过程，探讨了二者的画风特色与艺术价值。罗慧芬注意到吉田与金子在鸟瞰图边缘标记日本本岛城市名称的现象，推测其目的“或许也想借由鸟瞰图，传达台湾当时为殖民地（皇民化政策）的思想，以及治理成果之展现”。然其论据仅限于二件鸟瞰图，稍显单薄；同时，对鸟瞰图以何种构图语言传达“殖民地（皇民化政策）的思想，以及治理成果之展现”，作者并未加以注意。王开立从地图的艺术性入手，考察鸟瞰图在日据时期的重要意涵与兴衰历程，归纳出鸟瞰图的构图特征与时代价值。钟翀注意到近代中国都市鸟瞰图，“大多产生在东亚时局激荡纷扰、中日交涉全面展开的近代中后期，且多以我国东北、华北沿海一带的港市，以及长江流域、华南一带的沦陷城市为题材”，认为“其中一些作品，直接表现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可谓直指鸟瞰图本质所在。然而限于篇幅和体例，钟翀并未对鸟瞰图如何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作进一步的论述。

本文尝试以庄永明编《台湾鸟瞰图：一九三○年代台湾地志绘集》为中心，讨论鸟瞰图如何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被大量生产，并以多种型制广泛流通。同时，本文聚焦于鸟瞰图对台湾形象的建构，探讨“鸟瞰”何以成为殖民当局审视台湾的“标准”姿势，并考察鸟瞰图如何将殖民地“恰当”地置于“帝国”框架中进行论述，以期深入揭示鸟瞰图的本质所在，为完整考察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性质提供一个例证。

一、殖民地与鸟瞰图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后，经过持续的军事镇压，台湾同胞的抗日运动逐渐由武装反抗转为政治斗争。与此同时，随着日本本土的工业化发展和海外扩张野心的膨胀，日本国内对殖民地台湾的兴趣日渐增长，对导览性读物的需求也逐步提高。殖民当局为稳定和延续统治的需要，积极举办或参加各种大型活动，鼓吹殖民“治绩”。据统计，台湾殖民当局共参与岛外大型展示活动74次，在岛内举办农业工商与美术文卫等主题的展示活动224次。正是在内外两种需求的结合下，殖民当局编辑发行了大量文宣读物。

殖民当局编辑发行的文宣读物中，以“一览”“案内”最为典型。例如台北市役所编撰发行的《台北市势一览》（昭和元年版），有一张作为封面、封底的连体封套（即“表纸”）；正文1页2面，被粘贴于表纸上，可折叠收纳，简便易携。正文正面是一个写满信息的表格《台北市势一览》，将全市的土地、气象、户口、教育、社寺宗教、产业、金融、卫生、交通、社会事业、财政、市政机关等的数据，择要汇录其中。正文背面是一幅《台北市地图》，比例尺1∶10000，详尽标出台北各街区（町、丁目）的分布，以及各重要机构的详细位置。这种便携的“一览”，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了殖民当局对统治对象“全景敞式监控”的能力。与“一览”相比，“案内”更具有导游指南的性质，除了提供必要的行政数据外，侧重推介各种“代表性”景点。例如《台北市案内》（昭和四年版），正文登录了数据详尽的表格《台北市势一览》（昭和四年十二月末版），在表格周边，则留出大幅面积刊登18处位于台北的重要机关或景点的照片，并配有简单的日语说明，背面也是1∶10000的《台北市地图》。

鸟瞰图则以一种融文字与图画于一体的表现形式，将“一览”“案内”中的重要数据用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鸟瞰图“不仅要赏心悦目，而且还要具实用旅游图的功能……让不识字的民众也能阅读，是结合地理学科与艺术创作的结晶”，故甫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殖民当局也大力延揽人才创作。台湾总督府为配合“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的宣传，于1934年邀请日本著名鸟瞰图绘师吉田初三郎来台创作。吉田在台游历写生140天，创作了不少鸟瞰图。吉田的弟子、后来自立门户的金子常光，则是目前所知最多产的台湾鸟瞰图绘师。

台湾的鸟瞰图刊行期间最早的是1929年由Eikow绘、台湾总督府铁道部编的《台湾鸟瞰图》，刊行最晚的是1939年中岛一晴等所绘的《大甲郡大观》。1934—1935年正是鸟瞰图创作刊行的鼎盛期，目前所见至少有30幅以上。远流出版公司两度复制出版的20世纪30年代台湾鸟瞰图，共收入27件作品。本文所用鸟瞰图除特别说明外，均出自此27件，恕不一一注明。兹据描绘对象的不同，我们将该27件作品分为4大类（见表1）。

这些鸟瞰图都是在一整张纸幅上印刷的，而在实际流通中，鸟瞰图还有多种装帧型制，其中流通量最大的是明信片和插图：前者通过对原图的缩小或拆分，制成单张一组的或多张一组明信片；后者根据书籍开本调整大小，插入书籍的适当位置。从原图到整幅印刷的鸟瞰图，再到明信片和插图，构成了鸟瞰图多元型制并存现象。

绘师手绘原图的图幅一般很大。为宣扬所谓的殖民“成绩”，1935年台湾总督府召开“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在第一会场交通土木馆展陈吉田初三郎绘《台湾鸟瞰图》，布展照片恰好作为插图保存了下来。照片显示，《台湾鸟瞰图》图幅几乎占交通土木馆大半面墙的面积，长度约跨三根横梁距离。参照图前的灯盏、指示牌和图上的横梁等物件，可以想见读者置身巨图前所能感受到的震撼。

巨幅的原图绘价高昂，保存不易，显然流通不广，一般读者有机会接触到的是经过缩小图幅、简化装帧的型制。1935年，台北日文刊物《台北自动车界》登载广告推介《大台北鸟瞰图》。广告介绍了鸟瞰图简化的两种型制——“折叠式”和“卷轴式”，指出“折叠式”具有“色彩鲜丽、大版印刷”的优点，并向读者推销“普及版”和“特用挂图”两种版本：前者“一部”（书籍、文件单位）五十钱，后者“一本”（细长之物，挂轴属此类）十圆，前者便宜得多，与其尺幅缩小、印刷简化有关。

正由于折叠式尺幅缩小，便宜易得，因此流通甚广，时至今日仍留存不少。例如台湾图书馆收藏的一幅金子常光绘《台北市大观》，展开面积仅52.6×16.7cm，5折，每折约12.5×16.7cm。该图背面是胜山写真馆制作的《台北市内近郊的名所》，上图下文，登载台北23处景点的照片（即名所写真）。该图配有专门的套封进行收纳，规格为22.4×16.6cm，正好可以将上述鸟瞰图折叠后装入保存。台湾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吉田初三郎《台北市鸟瞰图》，则被设计为8折的折叠式。正面是《台北市鸟瞰图》，背面是图文结合的《台北市概况》。与《台北市大观》配备外置护封不同，该图在图幅一侧还粘贴了两折略大的硬纸护封，使读图收图与拆装收纳都更简捷连贯。

鸟瞰图还被制成各种明信片。吉田初三郎的《台湾全岛鸟瞰图》被缩印拆分成4张1组的明信片（绘叶书），每张规格为14.1×9.0cm（图1）。吉田初三郎的《新竹市鸟瞰图》则被缩微成单幅明信片，规格大致相同（14.3×9.1cm）。这个尺寸便于读者单手持握，反复把玩。

鸟瞰图还被改成各种规格的书籍插图。在各级殖民政府的宣传品中，就有许多此类鸟瞰图作为插图。例如嘉义街役场1929年发行的《大嘉义》一书，卷首是天南绘的《大嘉义鸟瞰图绘》。

殖民当局正是注意到鸟瞰图在激起读者阅读兴趣方面的作用，而在各种场合推广鸟瞰图。1935年为庆祝“始政四十周年”而召开的台湾博览会，集中生产的一批鸟瞰图在扩大博览会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博览会召开之前，由殖民当局授意成立“协赞会”，和“博览会事务局”紧密合作，开展“文书宣传”，制作派发数量不菲的《台北市鸟瞰图》和《台湾鸟瞰图》。《台北市鸟瞰图》由“鸟瞰图画界的权威”吉田初三郎绘制，“十分美丽，深得各方赞赏”，共制作1万部，“分发给参加十月十日博览会开幕式的四千名受邀者，后又作为礼物赠送给协赞会相继举行的各种大会出席者”。《台湾鸟瞰图》是鸟瞰图大师金子常光的作品，“一看该图就能让人了解台湾的概况”，由协赞会和博览会事务局共同出资，主要由事务局派发，协赞会“只得到五百份，将它颁赠给了有意者”。

 1939年曼谷召开“暹罗宪法纪念博览会”，台湾总督府“为了把现在的台湾进行如实推介，也毅然参加了盛会”，并展示了《台湾全岛鸟瞰图》等各种图像资料，对殖民统治进行“大大宣扬”：

（总督府在会场）准备了配置霓虹灯和电灯明灭指示器的、以台湾为中心的东洋交通模型，展示台湾的航线、铁路、道路、名胜、城市等。还展出台湾交通名胜案内图、风景风俗的全景尺寸照片、《台湾全岛鸟瞰图》、产业名胜介绍等照片，以及凤梨罐头、茶、砂糖、帽子等各种特产。还附送很多宣传台湾的写真帖、明信片、案内记等印刷品，使台湾得到大大宣扬。

由于鸟瞰图自身带有的美感和实用性，加上殖民当局不遗余力地推动鸟瞰图宣传，当时民间也形成一股追逐鸟瞰图的风气。1931年召开的某期“台北趣味品颁布会”中，就列出会内流通的9大类“趣味品”，鸟瞰图赫然在列。制作鸟瞰图的机构，面对不同的分类市场采取相应的销售策略，还广开销路，委托书店、旅社等各种机构推销鸟瞰图。如《大台北鸟瞰图》在“新高堂、文明堂、次高堂等书店，以及菊元旅社、ツーリスト旅行社等均有销售”。

鸟瞰图的流行，除了由于画师绘制得法和当局推介有方外，离不开出版商的协力参与和殖民当局的大力支持。1931年由见元了绘制的《台湾俯瞰图》，由台北的吉村商会出版部出版，吉村商会可谓承接殖民当局委托出版项目的御用机关。鸟瞰图的绘制和发行还得到殖民军事机关的支持。基隆要塞司令部、澎湖岛要塞司令部、马公要港部等，为《台湾俯瞰图》《台湾鸟瞰图》《台北州大观》《台北市大观》等的绘制发行发放审查许可。

这样一项由殖民当局全力支持、日本绘师倾力创作、出版单位通力合作的鸟瞰图事业，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台湾？它在推介台湾风物之时，如何展现所谓的统治“成就”，并将殖民地置于“帝国”框架中进行表述？本文分别从“鸟瞰”和“图像”两个维度，考察鸟瞰图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意义。

二、鸟瞰台湾

台湾是日本“第一个海外殖民地”，至鸟瞰图风行的20世纪30年代，殖民统治已有三四十年之久。殖民当局通过鸟瞰图所提供的“上帝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台湾地理知识，鼓吹殖民地开发的所谓“成就”，建构出将全岛对象化和“鸟瞰”式统治的能力。

台湾岛四分之三的面积是山地，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达200多座。长期以来，莽莽山区一直是个神秘所在，“山外系化外野番巢穴，番狞路险，人踪罕到，亦不知山在何处，与山之高大几何也”。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当局经过持续探测调查，台湾地理知识已不再神秘。鸟瞰图《大屯山汇》在描绘台北附近的名胜大屯山、观音山等时，能用精确数字标识海拔高度，如大屯山海拔109米，观音山海拔611米，纱帽山海拔643米等。

深藏于台湾山地的玉山（时称新高山）和阿里山，一直是“生番”活动的世界，长期缺乏实地探测数据。殖民当局至20世纪30年代积累了大量的地理数据，鸟瞰图《国立公园候补地新高阿里山》就展现了这一带的最新地理知识。该图将玉山、阿里山的森林垂直气候分布，用近代地理学知识进行划分，将玉山到嘉义竹崎樟脑寮附近自高向低分别标注为：“寒带林”（图2-1）、“寒带林下界”（图2-2）、“温带林”（图2-3）、“温带林下界”（图2-3）、“暖带林”（图2-4）、“暖带林下界”（图2-5），直至“热带林”（图2-5）。

这些精确的地理资讯的取得，与殖民当局长期投入勘测力量是分不开的。《“国立”公园候补地新高阿里山》还标注出各类驻地科研调查单位，包括万岁山的“高山气象观测所”、阿里山的“林间学校”、嘉义的“农林学校”和“农事试验场”，显示出殖民当局在积累殖民统治知识方面的努力。

而殖民当局真正的兴趣是台湾丰富的农林特产和矿物资源。鸟瞰图对台湾资源的种类、产地和分布等情况都能不惮繁琐而详细罗列。这类知识很能激起一般读者对殖民地台湾的兴趣。对各地物产的标注，充分揭示出殖民地台湾的经济价值，其不仅有丰富的农林产品和渔业资源，而且盛产宝贵的石炭、石油、瓦斯等化石能源。不少鸟瞰图都重点标注出各类特产的分布(表2)。

据表2，在农林特产中，米、甘蔗（或砂糖）、茶、樟脑、木材等，在台湾全岛都有分布，是鸟瞰图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几种。日本因侵占台湾而获得廉价制糖原料（甘蔗）并通过驯化和推广种植蓬莱米而大量地向日本廉价供应，助推日本工业化的发展，起到“降低日本国内工资成本、增加利润的功能”。大宗特产茶叶集中在台湾北部丘陵，木材、樟脑则集中在台湾高山地区。鸟瞰图中重点标注出香蕉（或芭蕉）、龙眼、柚子（文旦）、木瓜、凤梨等热带特产，代表了台湾的热带风情。

鸟瞰图还呈现了台湾的丰富矿产和渔盐资源。日本近代确定了工业化发展方向，但国内化石燃料匮乏，极度依赖海外，经勘探在台湾发现了多处油、煤、气资源，这也象征着台湾在日本工业化中所能扮演的重要作用。台湾还发现了多处金矿、铜矿，其价值本身就很可观。另外，台湾的盐业资源丰富，渔业资源量大类多，且许多还是日本本土所不具备的，这更突显了台湾无可替代的经济价值。鸟瞰图中明确标示出的这些台湾特产，显示出殖民当局对台湾各地的重要资源有着深入的了解，殖民地台湾之于宗主国的首要价值也在其中得以体现，“农业台湾”依附于“工业日本”的不平等政经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并固化的。

鸟瞰图中除标示台湾独特的自然禀赋，也展示了殖民地依附性的初级工业能力，这些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对农林材料的初步加工和矿产资源的初步开发方面。例如《新竹州鸟瞰图》列出了新竹州境内的3处制糖工场（包括帝糖新竹工场、帝糖竹南工场和昭和制糖工场），《“国立”公园候补地新高阿里山》绘出多处阿里山木材资源开发机关（包括营林所派出所、集材机和制材工场、营林所）。新竹等处是台湾油气资源的主要分布区，《新竹州鸟瞰图》《新竹州大观》都醒目地标出油、气开发设施。《新竹州鸟瞰图》绘出6处油田（包括出成坑油田、通霄油田、锦水油田、宝山油田、员崠子油田、湖口油田），《新竹州大观》还绘出锦水的气田（瓦斯）。

为了营造殖民地台湾的所谓“近代化”氛围，鸟瞰图详尽罗列工商企业和经济设施几乎是一个常见的套路。《台南州大观》列出位于当地的包括制材工场、采油场、制糖工场在内的23个工商企业，其中以制糖工场数量最多，达14个（表3）。

台南工商企业集中在农林渔特产和盐油矿资源开发，尤其集中在制糖工业，属于依附性的初级加工性质，这与殖民当局将台湾设计为米糖和工矿原料供应基地的初衷是相一致的。《基隆市大观》绘出台湾最重要的外贸港口基隆的主要企业名单，包括食品业（海南制粉会社）、工矿业（金爪石矿山、基隆炭矿会社）、水产业（总督府水产试验场等）、码头航运业（上屋仓库、大阪商船等）、金融业（商工银行支店等）、能源业（电力会社出张所）等。依附性经济的日益发展，正反映出殖民地被压榨地位走向深入的现实。

“鸟瞰”作为一种“上帝视角”，象征着殖民当局将台湾对象化，置于自上而下的凝视中，以全知全能的优越感进行审视的态度。台湾知识在鸟瞰图中被呈现得越详尽，说明殖民当局对台湾社会的掌控能力也越深入。因此，鸟瞰图描绘的对象尽管是“台湾”，但叙说的却是殖民者自己的“鸟瞰”经验，建构出的是一种“鸟瞰”式统治的权力关系。

三、图像殖民

在鸟瞰图的叙事脉络下，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必须在日本“帝国”的框架中，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其物产资源的重要性是基于宗主国的需要，其经济发展的依附性也是为了配合“工业日本”的建设。因此，鸟瞰图中常见的山川名胜、市镇街道和旅游路线等，都是为了讲好“帝国故事”而借用的殖民地素材，鲜明反映出殖民地台湾与宗主国之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依附-支配关系。殖民当局之所以重视鸟瞰图，在于它能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压迫关系自然化地表现出来。

台湾鸟瞰图的主要类型中，全岛鸟瞰图、州郡鸟瞰图和城市鸟瞰图对应着相应的殖民统治序列。各级殖民机关在鸟瞰图中的呈现方式受到特别重视，它们不仅是鸟瞰图的必备构件，而且都居于中心位置，许多建筑细节还用工笔放大处理，形成统摄周边环境和主导空间景观的效果。

台北是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中心，分布着从总督府、台北州厅到台北市役所、七星郡役所在内的各级殖民行政机关和军司令部、宪兵队本部、山炮队等殖民军事单位。《台北市大观》将各殖民统治机关都醒目地标注出来，甚至还不惜笔墨在有限的篇幅中绘出其完整的轮廓和细节。在较小比例尺的鸟瞰图《台北州大观》中，殖民统治机关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图的中心是台北城，但城内却单独标注出“台湾总督府”和“台北州厅”两家殖民机构（图3-1），突显出总督府“定鼎”台湾的地位。

州、厅及下属殖民统治机关，也被鸟瞰图刻意突出，细节放大，居于中心。《高雄州大观》里的高雄州厅，《观光的台东厅全貌》里的台东州厅（图3-2），《新竹州大观》里的新竹州厅、新竹市役所等，都被放大标注。台东厅、高雄州厅和花莲港厅在鸟瞰图中不仅被醒目标注，还绘出完整轮廓，对照周边环境显得十分突出。

鸟瞰图对郡、市级别的官署，也采取类似的处理手法。《彰化市大观》对彰化郡役所（图3-3）、彰化市役所（图3-4）等的建筑，轮廓都画得很完整，细节十分清楚，对照周边建筑的示意性方式，其刻意突出的意图颇为明显。《基隆市大观》和《新高阿里山导览》也分别将基隆市役所、基隆郡役所和嘉义市役所、嘉义郡役所等进行突出标识，基隆市役所还单用黄色标注，更加醒目。

基层殖民统治机关街役场、庄役场，在鸟瞰图中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在《新庄街大观》中，新庄街役场和郡役所等被并列标识（图3-5）。新庄街不远处的五股庄，列出了四个主要机关，五股庄役场为其中之一（图3-6）。

从总督府、州厅，至郡市、街庄等殖民官署，构成了一个垂直分布的、设置完备的殖民统治体系。它们在鸟瞰图中的“中心”地位和“突出”呈现，象征着殖民当局对全台实施着“全覆盖”的统治。

鸟瞰图中还可以看到，殖民当局引入国家神道系统，对全岛强加精神控制和思想殖民。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塑造以天皇为统治顶点的军国主义国家，积极扶植神道教，由上而下将传统的神道教改造为“国家神道”。它一方面含有传统神道信仰的“宗教”性格，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代表国家仪典的政治性“道德”风格。这种双重性格的神道教，具有统治政权“国教”色彩。因此，神社的建立就是从思想精神上对台湾殖民统治的象征。台湾自19世纪末开始建立神社，至20世纪30年代，神社已遍布全岛。鸟瞰图中可以看到各级神社如同殖民军政机关一样，是标配般的存在，而且毫无例外地都被仔细描摹，刻意突出。其型制同样按照殖民行政层级，从台湾神社（图4-1）开始，到州厅神社（图4-2、图4-3）、郡市神社（图4-4、图4-5）和街庄神社（图4-6）等，呈现出垂直分布、设置完备的特点。

在各级神社中，台湾神社是全台唯一的“官币大社”，级别最高。台湾神社供奉着1895年奉命侵台并死于台湾的日本皇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及所谓“开拓三神”的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和少彦名命，扮演着全台殖民统治“总守护神”的角色。也正因为台湾神社的“重要性”，它频繁地出现在各类鸟瞰图中。例如《台北市大观》和《大屯山汇》都将台湾神社全貌绘出，细节也经过仔细描摹。该两图都从台北上空的视角俯瞰神社，不仅可以看到完整的神殿、拜殿、鸟居和拜道，而且还将神社映衬于周边的青山绿水中，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

在其他鸟瞰图中，台湾神社或由于山势遮挡，或由于视角转变而无法呈现全貌时，就会以部分呈现或象征性方式予以表达。《淡水郡要览》从淡水上空回望台北，台湾神社虽远隔丛山，但仍被醒目地标注出侧面。《大太鲁阁交通鸟瞰图》从更远的太鲁阁遥望台北，台湾神社以一角鸟居作象征性呈现。鸟瞰图绘师之所以费尽心思将台湾神社绘入图中，说明在其心目中台湾神社的重要性之高，已远远超越了其实际的大小。因为只有将台湾神社明确地呈现于鸟瞰图中，才能清晰地定义台湾依附于“帝国”的殖民地属性，传达出“帝国”在台永续殖民的野心。

推介各地旅游资源是鸟瞰图的重要内容，鸟瞰图在规划旅游路线时，总是掺入各种“帝国”符号，使旅游过程变成“帝国”精神的“归化”之旅。在这方面，以阿里山—新高山（即玉山）鸟瞰图中的登山路线规划最典型。阿里山—新高山是山胞邹族、布农族的传统活动范围，新高山是两族共同的圣山。殖民当局经过持续的武力镇压和“理蕃事业”，殖民权力开始深入山岳地区。随着山地探险和科学考察积累起丰富的知识，山岳资源的开发进入繁荣期，登山活动也成为流行的运动。为满足登山爱好者的需求，出现了许多以归纳山岳景观、登录登山路线为主要内容的鸟瞰图。

在鸟瞰图《国立公园候补地新高阿里山》中，森林铁道引导着读者的目光，一路从嘉义出发，沿山脚穿梭至山巅，触目所及除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有刻意营造殖民统治的所谓“成就”。进入阿里山之前，游客从台湾岛南北两端乘车汇集到嘉义，在嘉义换乘森林火车，经木履寮、樟脑寮，穿越独立山的几段隧道，再经梨园寮、见晴台、水社寮，到达奋起湖。火车穿山越岭，可以看到“蕃界标”和“奇观台”（图5-1）。再经十字路、平遮那，到达第一个大之字形转弯处，该处有名曰“河合溪”的山溪流下。河合溪得名于日本林学专家琴山河合（即林学博士河合铈太郎，号琴山），他早期到阿里山实地考察，为殖民政府掠夺阿里山红桧等资源提供了依据。河合溪对岸是著名的小塔山，有“红叶名所”可供欣赏（图5-2）。

从河合溪转弯处返回，穿过多个隧道和两个大转弯等处，就到达神木，该处以“阿里山千古神木”驰名岛内外，吸引着众多游客驻足（图5-3）。火车继续往前，很快就可以看到阿里山神社、阿里山寺（图5-4）。神社的神殿、拜殿和鸟居等，在鸟瞰图中都画出清晰的轮廓。火车继续往前，经第四个大拐弯调头，就到达营林派出所、新高山登山口（图5-5）。在新高山登山口，可以驻足远望，领略远处的新高山系列奇峰（新高主山、新高北山、新高东山、新高西山、新高前山等），也可以欣赏近处的祝山、小笠原山、万岁山等美景。小笠原山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日本技师小笠原富二郎最早踏勘至此“发现”了“阿里神木”。

新高登山口是个三岔路口，森林火车由此分成两条不同的旅游线路：一路往前，经新高远望和穿越隧道，到达塔山，此处树有“铁道最高八千尺”的巨碑，还可欣赏到大塔山的壮丽景观，山上设有“阿里山神社奥ノ院”。从新高登山口的另一个方向走，途经邮政局、驻在所，穿过香雪山系列隧道，就到了殖民地专营事业阿里山采伐场，可以看到集材机。集材机再往前就是儿玉站，儿玉站因附近的儿玉山而得名。儿玉山得名于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儿玉总督委任后藤新平实施一系列殖民地新政策，奠定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方向，被视为日本殖民台湾的标志性人物。

新高山和阿里山的旅游路线规划，在向读者呈现台湾壮丽山岳风光的同时，也将“帝国”政治符号混杂其间，将台湾地景建构成“帝国”文化的一部分。山名称儿玉、乃木、小笠原，水名称长谷川、河合，正是“帝国”对殖民地占有的象征性表达。阿里山神社、阿里山神社奥ノ院等树立于阿里山之巅，是日本的国家神道系统“占领”台湾“制高点”的象征，隐喻着台湾每一寸土地都被置于“帝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鸟瞰图刻意标识出的“蕃界标”处，突出原先“生蕃”出没、充满反抗性之所在，当日已转变成“铁道最高八千尺”的纪念地，殖民者残酷镇压台湾少数民族的“武功”历史与掠夺殖民地山岳资源的“文治”现实相结合，反映出殖民者洋洋自得的心态。

沿着鸟瞰图中规划好的旅游路线，读者在领略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被引导着完成了一次“帝国”精神的“归化”之旅。鸟瞰图将政治符号巧妙地穿插在自然风景中，殖民主义诉求也在这种包装下被自然化。

四、结论

20世纪30年代台湾集中出现的鸟瞰图，在日本海外观光、殖民文宣、绘师和出版机关的共同推动下，被大量创作。为了扩大社会流通面，其装帧型制从最初的原图，发展出卷轴式、折叠式等不同型制，还被改造成单张的或多张一组的明信片，也被大量制成书籍插图使用。这种多元型制并存的现象，使鸟瞰图能灵活面向各种需求的读者，因而成为社会上被竞相追逐的文化商品。

鸟瞰图通过展现所谓的殖民地开发“成就”，提供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展示出殖民当局全面掌握台湾地理资讯和资源知识的能力。台湾被置于殖民者的“凝视”中，在殖民者的优越感中被审视。鸟瞰图虽然描绘了台湾的山水城乡，却通篇炫耀殖民者“鸟瞰”统治的能力，借以美化统治者对台湾全岛的殖民压迫。

鸟瞰图绘出的好山好水，被掺入的殖民元素所支配。通过将日本符号置于中心并细节放大，台湾的城乡、街道和山水都变成了“帝国”精神的生产场所。鸟瞰图规划的旅游路线，融入“帝国”符号，使游山玩水变成一场体验“帝国”精神的“归化”之旅。鸟瞰图将日本殖民统治的现实，通过图像予以自然化、合理化和浪漫化，殖民地的历史和未来都被挟持在日本“帝国”的命运中。因此，鸟瞰图不仅构成推进殖民统治的渠道，它本身就是被殖民统治的重要场域。鸟瞰图呈现出来的台湾风情，本质上都是工具性的，目的是强化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感和展示殖民事业。鸟瞰图表面上讲述着“台湾故事”，却在实际上重复着殖民帝国的论述。鸟瞰图为代表的文化殖民活动，在日本殖民我国台湾的五十年研究中是十分值得重视的部分。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台湾研究》专栏，第86—96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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